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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 | 潘家恩: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“地球村”中扮演何种角色?

发布时间:2022-06-20 人气:

  当然,在吸取海外经验的同时,中国本土化探索自成体系,也在对外贡献智慧。

  紧接着第二波乡村建设由全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推动。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全面动员基层社会,通过全民扫盲、水利建设、社队企业等形式,使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,以新形式被全面覆盖与替代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,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,仅靠推行“大包干”并不能根本解决“三农”(农业、农村和农民)发展和基层治理问题。于是,在追求工业化、现代化的过程中,有了1987年至1997年间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。

  潘家恩:梁漱溟认为,近代中国各种剧烈变化源于百年来的中西文明大碰撞,当然这一“碰撞”并非自愿公平。可以说,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中西文明碰撞之后的产物。在这一过程中,中国乡村建设除了蕴含传统儒家、农家思想,也不同程度受到国外乡村改进思潮的影响。

  中新社记者:回溯历史,无数先贤在中国乡村基层进行多种形式创新。那么,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是如何开始的?

东西问 | 潘家恩: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“地球村”中扮演何种角色?

  潘家恩:从整体上说,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包括前后呼应的三波乡村建设。既有外来知识分子以“救济乡村”为出发点的“异地实践”,也有乡土社会自发、本地良绅主导,兼顾“乡村自救”与“社会建设”目的的“在地行动”,还包括1949年至今丰富多元的实践形态。

  比如20世纪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合作社的米迪刚,是留日归来的高材生。他看到日本农村的变化,一对比自己家乡发现差别巨大,受到这种强刺激后,开启乡村建设历程。

位于定县翟城村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试验农场(1930年代)。

  中国乡村建设经历怎样的历程?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又有怎样的探索?中新社“东西问”近日专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(中国乡村建设学院)副院长潘家恩教授,对此进行解读。

  中新社重庆6月17日电 题: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“地球村”中扮演何种角色?

  第三波乡村建设于2000年起持续至今。从新世纪初“三农”问题的提出,到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确立,再到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布局,乡村建设成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。特别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“实施乡村建设行动”,不仅是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回应,也是对百年来乡村建设历史经验的传承。

 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,怎么建设乡村,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历史性课题。中国乡村建设与“地球村”中多样化的乡村建设实践彼此呼应,都是在各自的条件与现实空间中,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。

  作为早期乡村建设的代表性实践——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1894年开始在江苏南通的一系列地方建设实践,被学者总结为“有实无名”的乡村建设。他推动的地方性建设既有甲午战败的刺激,同时和随后的“翟城村治”一样皆属清末新政释放实践空间后的历史产物。

位于定县翟城村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试验农场(1930年代)。

  中新社记者:回顾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实践,中西方之间有何互学互鉴?

  作者 梁钦卿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到了1904年,河北定县乡绅米春明等人以翟城村为示范,兴办新式教育、制订村规民约、成立自治组织,积极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。这一地方民众自发的“翟城村治”直接孕育了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“定县实验”,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。20多年后,留学归来的晏阳初率领一批海归以及国内大学教授,来到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,启发民智,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。

  这波乡村建设从清末到民国,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涉及梁漱溟、晏阳初、卢作孚、陶行知、黄炎培等代表性人物的各种实践。

  ——专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

  出国是为了反观自己,海外生活的经历让这些早期乡村建设者们学到很多域外思想。彼时,日本“新村”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。早期同盟会会员王拱璧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设“青年村”,同样留日返乡的傅柏翠则回到福建连城探索“新村”实验,其中都有那个大时代,日本“新村”等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  (东西问)潘家恩: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“地球村”中扮演何种角色?